《我的母亲》是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胡适的作品。《我的母亲》是一篇自传体散文,作者通过具体的事例,回忆了母亲对自己的教育、关心以及与家人和睦相处的过程,展示了母亲对自己的爱和母亲善良、宽容、有刚气的性格特征,表达了作者对母亲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该文没有花哨的文字,没有华丽的比喻,语言简洁流畅,举重若轻,显示了白话文的美感与魅力。[1] 胡适的母亲对胡适的教育严而有宽,宽容不纵容。这种方法既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又让胡适有了是非意识,学会担当。有了过失就必须自己承担后果。胡适的母亲没有直接灌输给胡适多少知识,但她重德垂范,用较为科学的方法始终勉励儿子一心向学,鞭策儿子学有所成。[2] 该篇文章收进中国中学语文课文。

人教语文8年级下册 课文朗读-02_我的母亲_胡适.mp3

 

作品原文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穈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得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儿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儿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屁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们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就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23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万分之一二。家中经济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就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就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就拿出去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没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舍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作好作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很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她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她们还不曾有公然相打相骂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更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料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没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人道是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就不起床,轻轻地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命苦,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刚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我母亲慢慢止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儿,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得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净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14岁(其实只有12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作品赏析

主题思想

《我的母亲》贯穿着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那就是如何做人。胡适的母亲更多的是督促胡适用功读书,所以小时候的胡适是同龄人中最用功的,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是小胡适第一个去开学堂的门。

胡适的母亲管教他很严,但“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胡适一句或打胡适一下,保护着孩子的自尊心。这既难能可贵又很重要,母亲对胡适的这种人格尊严的维护,让他能在人生路上抬起头来走路,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母亲绝不放过胡适的任何一点错误,当胡适说了轻薄的话,到晚上人静后,胡适的母亲罚他跪下,重重地责罚一顿。“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这样点点滴滴做人处事的淬炼无疑会对孩子行为习惯、言行举止的养成形成很好的自律。母亲在大家庭中与家人相处有宽容、隐忍、温和、仁慈的一面,也有刚性、倔强、原则问题决不退让的一面。有碍人格尊严的事,母亲是绝不宽容的。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母亲以身示范对胡适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教育和影响,让胡适懂得了自己什么事该做能做,什么事不该做也不能做。孩子从父母的一言一行里,构建着一个成长的模型,这样的“身教”比任何高标的说教影响力都大。胡适就在母亲提醒、督促、呵护、责罚中一点点地明白做事的准则、做人的道理,他在母亲为人处世、身体力行的经营中修养着自己的性情。有人说母亲是一所学校,母亲用那纯正的心灵和端正的身教,传授和示范着做人的道理,滋润了孩子的心灵,影响了孩子的德行,惠及了孩子的人生。[4] 

 

《我的母亲》,是作者人到中年之后回忆自己童年至少年时代在母亲的严格要求和深情关爱之下成长的往事。

从小失去父亲,在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生活的胡适,童年的生活除了看书之外,是贫乏的,是有缺憾的。安静的读书成为失去父亲庇护的胡适一种躲避是非纷乱的最好办法,也成为他小心眼里要变得强大给母亲争气撑腰的最好途径。小小的他看到了母亲的很多委屈,很多隐忍,很多坚强,很多柔弱,同时他也承载了许多责任,许多期望,许多退让,许多苛责。如此,他没有变成一个问题少年,或以暴制暴反叛对抗,或自怜自艾懦弱敏感,而是成为一个好脾气,能宽恕人、体谅人的谦谦君子,成为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母亲对他的爱与教育不仅弥足珍贵,铭记永久,而且影响巨大。[4] 

该文一共写了7件关于母亲的事,这7件事给读者展现了一个识大体、懂进退、刚柔相济、严慈并进的母亲形象。母亲用舌头舔胡适的病眼,更有让胡适终身受益的教诲和母亲用自己言行所传达出来的人格品行的标杆:母亲天刚亮就把胡适喊醒,不允许胡适养成睡懒觉的习惯;醒来后看胡适清醒了,就帮胡适反省昨天言行有误的地方。母亲不识字却很识事,她也许不懂“君子一日三省吾身”的道理,但她却懂得及时帮助孩子总结得失的重要。母亲把教育孩子的时问选择在早晨是很见用心的,如果昨天犯了错,当时就批评,孩子可能一下子不能接受。待睡了一晚上了,事也过了,气也消了,这时候,心平气和地说几句,孩子一般都能听得进去。早晨接受了妈妈的教诲,这一整天孩子说话做事就会特别小心。

 

社会评论

胡适的母亲从幼年时期就表现出来的理性是非凡的,她的教子有方、她对于苦难的承受力和战胜苦难的韧性,她的大度和远见,都令人感到叹惊。可以断言,没有这位母亲,就不会有后来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胡适。[7] 

作者简介

 

胡适(1891.12.17-1962.2.24),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笔名胡适,字适之。著名思想家、哲学家。[1]  徽州绩溪人,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幼年就读于家乡私塾,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影响。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1917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的文章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他于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胡适信奉实用主义哲学。“五四运动”后,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倡导改良,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他于1920年代办《努力周报》,1930年代办《独立评论》,19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1938~1942年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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